赵征：清华乡缘
夜阑，在异国他乡的月光里抱影无眠之际，心里不禁又琢磨起清华的往事来了。半醒半梦之间，零散纷杂的景物和人事相互交融，竟显现出一些我从未想到过的关联和缘分来。于是赶快披衣提笔，录下了这三篇。
一、礼堂
如果说主楼和各个系馆代表着清华的智慧，东西两个运动场显示了清华的活力，那么，礼堂在我心目中， 则是凝聚了清华的精神。这些年，清华园新楼新院层出 不穷，老屋老景渐渐淡出。而礼堂却在新水、学堂、科学馆的侍卫中，在水木清华的映衬下，依然穆清醇和地 昭示着清华传统。在离开母校的岁月里，每想到古典庄严的礼堂，我的心里便会涌上一股踏实的暖流。
从出生到工作，在清华整整 25 年，进出礼堂不知多少次。在她那穹窿之下看过电影、演出不计其数。然而，当时最牵动我心的，是从附小、附中到大学的那些开学和毕业典礼。在大红条幅高高挂的礼堂里，领导和师长 们端坐在主席台，白布罩起的长桌上，摆着一摞摞诱人的奖品和证书。至今，一闭上眼，仍然可以清晰地感觉置身礼堂之中的情形。
每次去看电影，前后左右总会坐 有相识的同辈和长辈，因为票都是工会按系分的。这倒是难得的社交场合。大家少不了寒暄问候一番。铃响三遍， 灯光渐暗，心跳立刻加快。多少个经过艺术再造的人间故事，在这里灌溉了我的心田。记不清小时候曾看过多少遍《闪闪的红星》和《海霞》，里面的歌曲至今会唱。
吃过欢庆“四人帮”倒台的三公一母的螃蟹后，经济条 件逐渐好了，去照澜园抢购鲜鱼或西红柿的激动场面越来越少了，但是要买到礼堂放映的“十七年”老片子的票，还是要排长队。记得放映《洪湖赤卫队》时，无票硬闯的人海几乎把礼堂的铜门冲破。《东方红》、《冰山上 的来客》、《青春之歌》、《五朵金花》等电影片如一阵阵精神复兴的浪潮，从这里冲遍了清华，唤醒了我父 母那一辈被压抑了十年的感情，也启蒙了像我这一辈对美和爱的追求。
礼堂的舞台也不乏名家名团的光顾，光我所亲身体 验的就有姜昆、盛中国、胡松华、中央民族乐团等等。最令人难忘的一次是柴旦卓玛在礼堂外面平台上的露天演出。当时盛况空前，草坪上和马路上站满了人，她的一曲“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把清华的夜空也照亮了。
说起来可笑，从小就缺乏歌舞细胞的我，竟也两次有幸登上礼堂的舞台“献艺”。第一次是四岁时，与家属幼儿园的小朋友们登台合唱。那时我们都同父母从清华在江西鲤鱼洲的“五七”干校回来。才摘下带了两年的“五七小战士”的桂冠，就投入了新的“战斗”——“批林批孔”，合唱的歌词至今还记得。唱的时候，站在最后一排，心里哪管它什么“克己复礼”，只顾和吴晨(吴良镛先生的公子)嬉笑打闹，没有完成规定的动作。现在回过头看看，那时的顽皮倒好象隐含着那么点“难得糊涂”的超然呢。
第二次登台竟是14年以后，那是1985年，我刚考上汽车系。热能和汽车系的新生及部分老生组成了一个 合唱团，在礼堂参加每年一次的新生歌咏比赛。唱的是《黄河颂》。这次我倒是为了新集体的荣誉全力以赴。可是这歌的难度对我实在太大，幸亏我上面一排有位高年级 的男生，用他洪亮的男中音完美地“掩护”了我那高不成低不就的嗓门儿。也许就是因为这点缘分，八年后， 我们开始了“同唱一首歌”的生涯。
二、新斋
“王”字形的新斋是我在清华的第一个家。1971 年，我们家刚从鲤鱼洲回来时，就被分配住在一楼靠西的一间。记得那时清华像个大公社。附小前头有一大片稻田， 很多食堂后面都有自己的猪圈。用作军营的三院教室， 后面开有一块菜地。清晨，伴随西大操场的大喇叭里播放的“灿烂的朝阳，升起在金色的北京”，爸爸骑车将我送到位于甲所的家属幼儿园。天气好时，阿姨就把我们当小羊一样“放牧”在甲所周围的草地上小丘上，我们可以一直跑到工字厅前去爬那两个石狮子。清华对于4岁的我，就像一个无边无际的“百草园”。
那时，新斋住满了刚从干校回来的人们，有校医院的大夫，机械厂的师傅，各个系的教职员，不论资历高 低，人口多少，一户一室，绝对平均。家具都是现成的， 对于住过大仓库，在藏有血吸虫的鄱阳湖的湖泥中改造 了两年的“老九”们，新斋大概相当于“豪华宾馆”了吧？筋疲力尽地走完了“五七”道路的人们，个个满面沧桑，肤色黝黑，外形上，同农场当地的江西“老表” 们已相差无几了，可以说基本上消灭了三大差别。才从江西的烈日下回到清净的校园里，人们又被俗称“小虫” 的血吸虫的阴影所困扰，于是纷纷打锑剂，吃南瓜籽， 指望消灭肝脏里的那些小虫，使“枯木”得以“逢春”。可是，有不少叔叔姨因为被小虫蛀蚀得太深，终于没有等到那个“春天”。
那年，我是头上顶着化了脓的大疮，发着烧，从农场回到北京的。途中在上海，妈妈还带我到一家医院做了急诊手术。这些苦难没给一个4岁的孩子留下任何印记。一旦在新斋落了脚，我就又和一帮“五 . 七”小战友们野起来了。我们在楼道里疯跑，在楼梯上猛追，完全没有对文明学府的理解和尊重。不过，当时有很多高高在上的人，比我们这些毛孩子还缺乏这种理解和尊重。
人的记忆系统是个奇妙的过滤器，当生命的小溪一天天流过去后，留在滤网里的只有一些金灿灿的东西。记得，夏夜里，三院后面的空场上经常放映电影，好像 有《地雷战》、《地道战》、《红色娘子军》等等。夜幕初降时分，全家拿着板凳、清凉油和蒲扇兴致勃勃地出去，看电影兼避暑消夏，那份跃然的满足远远超过了电视音响所提供的现代刺激。看完了，回到家里，如果暑气未散，爸爸妈妈就会让我睡在宽大的窗台上。星光点点，微风淡淡，那叫痛快!
在新斋住了不到一年，我们就搬到为从干校回来的 人们盖的新林楼去了。从此我们家一直住在清华的南面，我也再没去过新斋，几乎把它彻底忘了。
没想到 1985 年 考上汽车系，分配的宿舍竟恰恰在新斋。我又一次迈进 了它那清凉幽深的过道，放眼四望，一切都似曾相识， 好像回到了梦里的童年一样。不同的这次爸妈不和我在 一起了。而且，清华对于我也已不再是逍遥的“百草园”， 而已是紧张的“三味书屋”了。
不过，比起当年的情形，这时的新斋，倒多少找回了 “斋”字的静雅本意。来自五湖四海的女大学生们，云集在这青春的驿站里，实现着她们各自少年时代的梦。楼道里，从清晨一直到熄灯时分，总能听到她们带各地口音的说笑声，和轻声哼唱的家乡小曲。楼中的姐妹们来自建筑、 水利、热能、汽车、电机等系。不仅同步起居，有时还一起上课。晚上下了自习之后，大家或者串门聊天，或者在水房里洗衣服兼练嗓儿。楼里上上下下流动着的青春气息， 让我们常常处在高度亢奋的情绪中。
在新斋里，虽然外观 上我也和其他女生一样端庄淑然，但是在心里隐蔽的地方， 14 年前那个头扎羊角辫，鼻涕邋遢，指甲里藏满黑泥的 疯丫头，却时常淘气地冒出头来嗤笑自己“假正经”。我心里那长不大的童年自是无人可以察觉，只有这饱经沧桑的斋楼会无言地向我投来会心的一笑。
我们家 14 年前住过的那一间，那时正由汽 4 班的学姐们住着。我常常去她们那儿串门，也曾暗地里四下打量这间“故居”，竟很难找出记忆中的“豪华宾馆”的痕迹。就连那个窗台也显得那么小了。想当年我一定是小得像只猫，才能在那上 面安睡一夜吧?
三、汽车系
我对汽车系的印象，是从气味开始的——那是爸爸身上的汽油味儿。这个印象恐怕也是我最早的记忆了。说起来也很自然，就像教书法的老师家里总少不了墨香一样，教汽车工程的老师家里若没有点汽油味儿，就好象说不大过去。
因为父亲在汽车系教书，所以我从小虽然谈不上书香浸染， 却受了一些汽油味的熏陶。在江西干校时，我常常去机务连的大车库里玩。这个机务连是由清华汽车系改编的。在那里，不仅可以找到爸爸和很多亲切的叔叔、伯伯，还可以闻到那种让我感到踏实的汽油味儿。那时汽车系的老师们，不论是学士还是博士，助教还是教授，人人身穿油渍斑驳的粗布工作服，用拿惯了笔的双手操作维护着各种农用车辆和机械，用站惯了讲台的双脚跋涉在围湖造出的烂泥地里。放弃了学院的围墙，告别了教室的屋顶，他们不舍昼夜地劳作在苍天与大地之间。
记得一个初夏的早晨，我正在和干校托儿所的小朋友从一片金黄的稻田边走过，远远地从大田深处开来了个恐龙似的庞然大物——那是代表全农场最高科技水平的“康拜因”。大家立刻激动得欢叫雀跃，我更是不敢相信自己 的眼睛——那“执龙头”的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老爸!
看着父亲高高地坐在驾驶室中，熟练的操纵着畅饮稻浪的 巨龙，嗬！那份自豪!
当时劳动与生活条件有多么艰苦，我印象不深了。只知道干校的苦活儿连当地的“老表”们都不愿沾边。可是在我的印象里，爸爸和机务连里的大人们总是不乏孩子气 的幽默。几乎每个人都被亲切地加封了恰如其分的外号。大家互相叫着外号打哈哈还不过瘾，一位爱开玩笑的叔叔还将余志生先生的漫画像画在一个硕大的鹅蛋上，供大家鉴赏。
汽车系上上下下的这种实在与幽默是我在刚开始懂事时，对它产生的第二个印象。这个印象在我上大学后被进一步强化了。在我所上的各门课程中，汽车系的老师最会使用形象的比喻，也最爱讲一些与课程有关或无关的玩笑来活跃课堂气氛。我的父亲也是三句话离不开玩笑的人。在被同事们恭维曰“长得像姜昆”后，他竟真格地在系里的联欢会上说起自编的单口相声来了。
小时候，做梦也想不到中学毕业后，我也会走上这条充满汽油味的路。那些叔叔伯伯阿姨们，一夜之间成了我的系领导和老师。曾玩过捉迷藏的那间摆满汽车零件的大屋子，一下子变成了庄严的专业教室。右脑发达而左脑简单的我，乍一接触专业课，什么离合器、同步器、转向器、 变速器，个个冰冷而诡秘。多亏了系里老师那生动幽默的授课风格和那到处弥漫的亲切的汽油味儿，渐渐拉近了我和汽车的感情联系。
仔细想来，我和汽车系的这些缘分，竟始于五十年代一个穷困少年的梦想。
解放初，在北京西城的武王候胡同里， 有一个十多岁的来自东北的孩子，边上中学，边织袜子养家。在学习和打工之间，他最大的爱好就是观察街上的汽车。每一辆汽车从他面前驶过，都激起他心里好奇的浪花。
日复一日，一个大胆的梦想悄悄地升起在他的心里。到了报考大学的时候，他真是作到了彻底的“一颗红心，两种准备”——要么，考上清华汽车系；要么，就去当汽车司机。
也许上帝被这个一颗红心向着汽车的孩子感动了，不仅成全了他上了汽车系，而且使他作了汽车系的老师，让他在实践自己的汽车梦的同时，将这梦延伸给更多的人。
年过五旬，我们现在的年龄已经超过班主任袁兆祥老师当年的年龄。回望过去三十多年和汽车系的缘分，脑海里被时间的流水冲涮后沉淀下来的是一个个蒙太奇片段， 零散地散发着温馨。
1985年迎新季，我们附中毕业的新生负责在南校门接北京的新生。头一个接到的就是班长陆群同学。班上同学到齐后，大家一同排队参观校园。对于我这个从小到大没离开过园子的人，能够结识从全国各地来的同学们，实在是大开眼界。
班上女生少，开班会都是在一号楼五层的男 生宿舍，渐渐也习惯了。开学前我们一起军训。打靶演习 的时候，我把一个毛巾垫在枪托和肩膀之间，被教官严厉训斥。军训结束，在欢送教官的班会上，大家一起唱“十五 的月亮”。商德明同学对李连长说：“一日之师百日恩”， 让大家哭笑不得。大一的中秋，同学们一起去圆明园赏月， 那时圆明园还不收门票。穷学生们可以随意进出。
八十年代中期，没有电子设备和网络的干扰，大家过得非常简朴，人与人面对面的交往也很多。那时物质享乐不发达，大家更多地是追求精神世界的丰富。当时的流行歌曲如“We Are the World （四海一家）”，“让世界充满爱”，“明天会更好” ，都代表了那一代人对美好未来的乐观向往。
辅导员祁海鹰老师在开班会的时候教大家如何欣赏古典音乐。团委小楼每天下午都会广播一些古典音乐，吸引很多下自习的同学 们驻足倾听。老图书馆地下室的报刊栏里常常贴出一些优美的散文和清新的政论文章，常常让我流连忘返。上晚自习，我喜欢在有期刊杂志的图书馆阅览室，学累了，就去 翻翻“世界美术”和“散文”，有时一看就忘了继续学习。
每年开学，班级的学习委员负责给大家购买和发送教科书。我记得有一次坐在金晓春同学的自行车后座一起去同方部给全班买教材。但是那么多书是怎么运回来的，我却记不清了。
我很喜欢本系老师的课程，不仅是因为他们 都是很熟悉的叔叔阿姨，更因为他们教得生动风趣。我也有幸听过我父亲讲课，从小就看他在家把傅里叶变换的图画在大白纸上。现在终于有机会听他讲解这些图的含义了， 我们的班主任袁兆祥老师更是象所有同学的父亲一样无微不至地关怀我们。外系老师印象很深的是电子系的杨福生老先生。他把复杂的无线电技术讲的非常生动。现在他讲的内容我都忘了，只记得他在讲课时用“黑猫警长”作比喻，把大家都逗笑了。
大三我当班长的时候，做了一件有趣的事。当时盛行西北风音乐，田震演唱的《我热恋的故乡》和《黄土高坡》 红遍全国。她在首体办演唱会时，我突发奇想，骑车去首体给班级买了几十张票。谁知，把票带回班里，才发现很多同学对演唱会不感兴趣。正在发愁，忽然和班干部们想到可以在校园里贴广告卖这些票。于是请书法很好的空五戴彬彬同学写了很多广告，贴在校园不同地方。
第二天，我一早出去，发现这些广告都不见了。赶紧去一号楼，惊喜地发现很多人正在排队买票。这些票很快售罄，利润非常好，大概有一百块出头。大家喜出望外，把这笔钱用作班级活动的经费，还买了一个煤油炉。不久全班去稻香湖郊游野炊，就用上了这个煤油炉。
当时，有人指出我这样“倒买倒卖”是不符合政策的。我灵机一动，辩解说我们赚的是合理的地域差价和劳务费， 没有资本积累和剥削敲诈。这个说法和当年改革开放的基本思路还是非常一致的。
在田震的演唱会上，央视英语主 持人蔚华用英文演唱摇滚乐助兴，奇酷无比。于是我忽发奇想，和电机系的两位同学竞标清华广播台的节目，开办 了一个英语广播节目。借着办节目的名义，去广电大楼采 访了蔚华。后来还采访过赵紫阳的英文翻译梅江中，和一 些清华的美国外教和美国学生。
大四有一个汽车系汽车专业引以为荣的专业课 ——汽车驾驶。这在汽车保有量还很低的年代是一个很难得的经历。教我们驾驶的是刘仙洲先生的儿子刘纪霖老师。驾驶需要踩两脚离合器才能换挡的跃进卡车实在让人紧张慌乱。我差点把车撞到一号楼旁边的一个大垃圾堆里。
我们还和张执玉老师去北京齿轮厂实习，之后在系馆门口李云岭师傅的小屋里接受口试。那年最令人头疼的是计算机编 程。记得在主楼计算机系的教室里调 Fortune 程序，有时被微小的错误卡住，调到半夜才调通。暑假金工实习则是另一种辛苦，记得在金工车间磨榔头，费劲而无功，只得请刘锋同学帮忙，最后才能过关。
大五那年，我们班很多同学和系里的老师们——陈全世老师、徐石安老师、袁兆祥老师、我父亲赵六奇老师，去河北徐水和济南重汽测绘大型沙漠车。其间很多艰苦都淡忘了，却记得和同学们晚上打拱猪，和袁老师一起去白洋淀划船，从徐水回北京时陈全世老师带我们去北太平庄车面馆子吃面。
那一年还有机械设计课的毕业设计，是四档变速齿轮箱。在四教的绘图桌上用铅笔 画图。不过，先进电子设备也开始进入校园了。我们在系 里新装修好的计算机室和汽四的同学们把从外地测绘的数据图纸进行了数字化。电子邮件也开始出现了。从此 IT 时代拉开了序幕。
汽车系可以选的文科课程很少。好在大五时汽车系和 精仪系一起开设了工业美术设计的课程。我选了很多美术设计课，在主楼建筑系的教室里练习写生素描。和汽四的 几位酷爱美术的师兄一起画跑车，非常过瘾。毕业前正赶上亚运会即将在京召开，同学们一起骑车去参观刚建好的亚运场馆。
和汽车系的缘分在毕业后仍然延续着。1990 年毕业后， 我留校当了汽零一班的班主任，并给八字班教专业外语。至今和一些学弟学妹们保持联系。当年去审听我教的专业外语课的机械系的郭世康老先生，是和宋镜瀛先生一同徒步走到西南联大的老清华人。
二十年前，我在密西根工作时，曾经接待来美国访问的汽车系的老师(特别是夏群生老师和王霄锋老师)和校友。十五年前我做博士论文，采访中国汽车企业，得到很多校友的大力支持。十三年前，和中国汽车工程学会一起做发改委委托的汽车企业自主创 新调研时，我和清华汽车系的很多老师(特别是田光宇老师和金达锋老师)、同学、校友有密切的合作。这些年我在堪萨斯大学教书，带学生来中国访学时也常常去参观汽车系同学——周志彤同学、陆群同学、余平同学、和我表妹江寰同学——管理的地区和企业。三年前，我还有幸和田光宇老师一起给汽车系和机械系的博士生讲创新管理，并用陆群同学的企业开发的电动跑车作为课程实习的项目。
两年前和父亲去北医三院看病，正好遇到久违的余志生老先生。余老年过九十，头脑依然敏锐，和我谈起他在 清华上学的往事，提到教过他体育的马约翰先生。这几年每个夏天回清华看望父母，都有幸和汽车系的退休老教师一起出游。能够和这些看着自己长大的叔叔阿姨，教过自己的老师们一起聊天，郊游，真是非常温馨、非常难得。
后记
年少时的暮春，坐在清华老图书馆侧门的台阶上发呆， 看迎春鲜黄的花瓣已经开始卷曲飘落时，心里曾经有一个清晰的期盼——时光啊，你就在此永远地定格吧，让花瓣永远安栖枝头，让这美好的瞬间永远不从我身边溜走。可是时间分秒不息地走，带着恋恋不舍的我一步步远离少年， 远离故园，让我在频频回首之中踏遍世间的沟壑。到了知天命之年，才明白，故园其实一直没有离开过我，而且前面更有超越时间的心灵家园让人心驰神往。
前年回清华时，看到在新斋前面的至善路上，有一个不起眼的咖啡馆，名曰“仰望”。心想，这名字起得实在是好。只有仰望才能趋于至善。我们在时间横轴上思前顾 后，总不能摆脱迷茫的乡愁。只有在天人之际的纵轴上举 目仰望，才有心灵的归属和盼望。
跨入知天命之年，虽然青春不复，但是心却可以因着仰望圣洁之光更加明亮，就象校友李健所唱:
月光如水洒向我心海，
你的面容渐渐浮上来，
愿你圣洁之光引领我，
走出迷途，
从此我心有依赖。
注：本文正文主体写于 1998 年初夏，刊登在《清华校友通讯》 1999 年复 40 期。后转载于《世纪清华》第三辑。汽车系和后记部分修改于2020 年夏。
【作者简介】赵征：清华85级汽车系。俄克拉荷马大学机械系硕士，密西根大学管理学博士。堪萨斯大学商学院战略管理荣退教授。基督徒。
往期精选 ：
一枚：父女两地书 （1）
李植：我鸭今雪耻，谁令鼠无痕？
黄裕生：青年的出路是什么？
胡发云：林昭，我们如何爱你
方方：林昭的光芒
南野：原来我们还可以这么活着
三年（11）仔仔：回望这三年，有这样一群人